时    间：2007年3月31日下午4点-6点

地    点：洛阳市工人俱乐部

嘉    宾：阎崇年教授

主    办：洛阳交通广播电台

          洛阳市新华书店

现场速录：洛阳亚伟电脑速录科技有限公司

阎老师：

    大家好！我一向对洛阳人怀着一种非常崇敬和尊敬的心情，20多年以前我到过洛阳，20多年以后我又到了洛阳，使我有机会向大家表示我崇敬的心情，给大家鞠躬。

    洛阳我在80年代初先后来过三次，第一次是在这里参加过一次学术研讨会，会后任何地方没有参观，当天就返回北京，因为是非常忙；第二次是当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原洛阳市的市长任主任他请我来参加你们洛阳市的牡丹节，那一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，还请我吃饭。他说阎老师请你吃水席，就是当年招待慈禧的水席，一小碗一小碗，九十九道。我这70多年吃了多少的饭，有印象的不多，但是对洛阳的饭印象非常深刻，我走到哪儿说到哪儿，在国内说，在国外说，在亚洲说，在欧洲说，在美洲说，在哪儿都说，宣传洛阳。第三次是同年在洛阳开会，会后，任主任陪我看了龙门石窟、白马寺、洛阳博物馆和古城遗址。，在那个时候就说洛阳是13朝古都。我就想我们的中国通常说是七大古都，河南省占了三个，洛阳、开封和安阳。说是七大古都，南京作为统一的政权的都城，只是朱元璋30多年，加上孙子建文帝就是4年，加一块儿是三十多年。其它都是半壁山河。开封做过北宋首都，但是当时北宋是半壁山河。洛阳不同，洛阳历史更悠久，我参观过偃师的古城遗址，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遗址，这是考古专家确定的。但是我有印象，就是中国古城开始有考古的依据可能就是从洛阳开始的。后来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，特别是到了周朝。我们知道黄帝、炎帝等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文献材料加以证实。我们中国的圣人：孔子是圣人，孟子是圣人，他们都比较晚，是春秋战国时代，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圣人可能就是周公了，周公对洛阳贡献太大了。他力排众议，把周的都城定在洛阳。这应该是洛阳历史上第一个都城。所以洛阳都城的历史，在七大古都当中，应该说更为悠久，而且是当时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，比如说汉、比如说唐等等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都城说是七大古都，最重要的一个是西安，就是前一千年，就是秦始皇以后前一千年，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西安；后一千年，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。西安和北京之间，这个洛阳，占了一个尤其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它是13朝的古都。洛阳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，每一个洛阳人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，我经常接到电话，洛阳打的比较多，有小学的学生，还有机关的公务员，还有其他人。我每一次出差坐飞机，几乎都碰到河南人和洛阳人，今天在飞机上的左右、前后都有洛阳人，跟我打招呼。我带行李箱来，他们不让我拿，他们把箱子拿过来，非常亲切，非常友好，所以我觉得到了洛阳，就像到了我的家。（观众热烈鼓掌）

    我们认识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，一个是《百家讲坛》，电视的平台；一个是中华书局出书。电视平台是有很多的观众，我到这之前，我们已经相识了。他们开玩笑，我现在到外地出差，不用举牌，直接找阎崇年先生在哪儿。我记得1984年我到青城出差，我去的日子没说准，我一下火车站，看见举牌：欢迎阎崇年先生，我就去握手。他说“阎老师我等了3天了，您来的日子没说准，每一天我们都举着牌，等您，连着等了3天。”我当时非常的不好意思。现在用不着了，一下火车、一下飞机就有人接应我了。就是因为《百家讲坛》这个平台使我跟大家成了亲密的朋友。还有就是中华书局出版我的书，文革以前、文革以后、80年代出得不多。最近三年，04、05、06年，一直到现在，出了我这么几本书，比如说《袁崇焕传》、比如说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、比如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上和下，还有刚印出来的，四月七号，在北京西单大厦下，举行新闻发布会还有签售仪式。通过出版和这个书的平台使我跟大家有更多的交往。所以我很感谢中华书局，感谢新华书店卖中华书局的书，大家看了。

还有特别感谢电视台，电视台就是中央十台使我上了《百家讲坛》。他们问我怎么就上了百家讲坛，你当时是不是为了出名、得利呀。我说不是呀，第一没想到名、第二没想到利。咱们有一句话，叫“有心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那是04年3月，有一次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小女孩，给我打电话，说阎老师，你好，我们电视台要开一个栏目，清朝十二帝，请您给我讲一讲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？她说我知道，你写过《努尔哈赤传》，你对努尔哈赤一生有研究。我说没研究，就是有一定的了解。我说不行，我说非常忙。第二天，这位编导，这女孩就来了，她说阎老师安排讲一次吧。我说不行，你电视台那么多的观众，你讲不好，那影响就大了。咱们这里最多一千多人，讲不好就影响这一千多人。他那个讲不好，就影响着上千万人。第二天他们的组长去了，说阎老师还是请你讲。我说不行，真不行。第三天他们的制片又去了。我一想诸葛亮是三顾茅庐请出来的，人家是三顾寒舍，后来我就不好意思了，我问讲多长时间？他说大概讲60分钟吧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多功能厅，听我讲的人，走道都站满了。我一问，有历史系的、中文系的、法律系的、哲学系的。有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还有博士后，大概有500人的座位，至少有800人，很多人站着，非常的挤。我就滔滔不绝地说，说了一阵子我问编导，我讲了多长时间了？他说阎老师，你讲了整整60分钟。

后来有一天他让我看剪辑好的带子，我心里挺好奇的，我这么讲，我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。过去中央电视台，北京电视台、地方电视台对我采访的也有，一般的就是三两分钟，多的七八分钟，没有过10分钟的。这次我一个人在那说了60分钟，我想我看看吧，是个什么样的？第二天，我就到电视台了。编导说我们经过剪辑，变成50分钟了，开头的客气话，后面的客气话都删掉了。然后我就看到自己一直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，所以两个嘴角都起了白沫。后来我的小孩在美国看到了，给我打电话说怎么两个嘴角都是白沫也不擦一下。我说顾不上了，讲的时候根本顾不上。（观众笑）看完之后，领导说要吃饭了，我说不行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叫做：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以前有一个片子要我做顾问，我坚决不做，结果请我吃饭，在饭桌要我做顾问，我就不好拒绝了。这次编导也说一起去吃饭，饭都定好了，桌都定好了。我说那就去吧，结果他们说，我们原来是想清朝十二帝准备请12个人，现在，就您一个人讲吧！我说不行，我们这历史研究是分段的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。我讲好了不合适，讲不好就更不好了。人家会说你本来就不行，谁让你在那里充好汉，逞能，讲砸了吧？错误百出吧？后来他说：“你看这饭都吃了，你再加一讲吧。”我说好吧，我再加一个皇太极吧。讲完皇太极让我讲顺治，因为我们有好几位先生，专门研究顺治的。顺治好讲呀，顺治出家呀、太后下嫁呀、董鄂妃是董小宛还是董鄂氏啊等等等等，我跟朋友说，我要讲这个顺治，我讲错了你们可别笑话。他们说没事，你肯定能讲好。讲完顺治坏了，后来就要讲康熙。（观众笑）康熙我还看了一本书，在下放的时候，晚上看瓜棚我写过一篇论文。我说那好吧，讲康熙。讲完康熙以后，他们说：“他爸爸都讲了，那他儿子雍正怎么不讲？”（观众笑）。讲雍正的时候，就在一所大学里面一个礼堂讲。然后我就问：讲了多长时间了？他们说：“阎老师，你讲了3个小时35分钟。”那里没有水，我讲了三个半小时。今天主持人问我要不要休息，我说不用了，一气儿讲吧，我有经验，我讲过三个半小时，我有经验。（观众笑）。讲完了以后，他说：阎老师，咱们三个小时，你可以作为三集。我说：不行，他爸爸在位61年，才一集；他儿子，在位13年，就作三集，行吗？本来雍正就不愿见他爸爸，他的陵不在清东陵，跑去清西陵。你要让他做成三集，他就更没脸见他爸爸了。他说要不这样吧，康熙你讲的多一点，我给他做两集，雍正我也做成两集，爸爸和儿子摆平。所以后来康熙讲了两集。后来我说不讲了，他说，不行，你得讲，这个时候的收视率创他们最高了。

当时他们这个《百家讲坛》他们工作非常敬业，他们采取了末位淘汰制和责任制，就是张三老师由一个编导做，李四老师由另外一个编导做。第六个皇帝有一个编导找我，他说，阎老师，你看，那几个编导让你讲你就讲，我让你讲你就不讲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说这个责任可担不起，不是，后来就又讲了。讲完了乾隆，就讲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。这不完了吗？他们又说十二个皇帝是横着讲，现在要纵着讲，来个总说吧。我说好吧，他们对我也特别好，他们的编导，这些人，很多编导对我都很好。，这里就开始总说，播完了以后，他们说阎老师你得答疑，我们收集了两千多个问题。我答了一次以后，他们说，不行，阎老师，你还得答。这样的话，就做了38集，就非常累了，一年了，每天都这样。大概就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星期四写稿，星期五顺一遍，星期六就给亲戚、朋友讲，让他们帮助修改。修改完以后，我在门口散散步，星期天定稿，这样到了年底，人大概瘦的就不成样了，后来门口的人，邻居都说，怎么会瘦成这样了，后来就住院了，住院住了一个月，后来住院以后，医生检查完了说您什么病都没有，就是累。这样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，才缓过来。

出院了以后，他们就又找我，说您接着讲，我说实在不行，我有五个课题在做，我在中华书局的书的校样，一百多万字，三年了，没时间看。他们说，您讲吧，那个话题已经出来的，袁崇焕照一年讲。结果袁崇焕要开播之前，他们说，作一个访谈吧。访谈让大家了解一下。访谈得有主持人哪，他们说请白岩松怎么样？我说行啊，可是白岩松当时在国外呢，后来说，另外一个人吧，结果人家在生孩子呢。后来说，那董卿怎么样，我说行啊，她是历史系毕业的，正好啊。董卿的妈妈是我的“粉丝”，回家也老跟她说。可是袁崇焕有些人不知道，农村没上过学的老太太都不知道。怎么办呢？换个名吧：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。我说那就这样把，都要播出了，那就改吧。这样一直播到今年的腊月三十，总共是50讲，播完了就出书，出书先出了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上集。为什么先出上呢？因为您讲上的时候，就有人给您录音了，完了就盗版。我的书是50万册，盗版有100多万册。这样分着出可以杀一下盗版。

  这个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讲完之后，就是电视台录播，录完了以后，我心里觉得好轻松，从开始准备到最后结束，一共是14个月。这14个月，春节、五一、十一长假一天都没有休息过，这个时候已经很累很累了。刚讲完，还没有走出主播室呢，北京电视台又说，阎老师，请您喝茶。大家注意饭不能随便吃，茶也不能随便喝。他们提出来，北京电视新开一个栏目叫：中华文明大讲堂。从07年1月1号开始，这个时候已经12月10号了。我说讲什么呢？讲一讲吧。他说，您是北京人的，工资是北京给发，不是中央电视台给发，中央电视台您给讲了三年了，北京这个您要不讲三个月吧。我说好吧，一周一次，十二讲。我说，你调查一下，看看观众想让讲什么？他说，观众想要听顺治出家、太后下嫁、乾隆他妈到底是汉人还是满人？光绪是病死还是慈禧害死的？您讲清宫12谜案吧。就这样仓仓促促地开始准备。别人说你还准备啊，您讲都不用稿子，哗啦哗啦就讲下来了。其实，每讲都要先看资料，看完了写讲稿，写完了把这个讲稿融化到自己的血液中，才能够讲下来。这样一直讲到正月初七，初七录完了之后。初八中央电视台已经准备好了，让我讲《经》。就这么我算了算，04、05、06年讲了这么三年，现在07年已经过了一个季度。

我这三年，跟中央电视台和中华书局的关系都很好。我就反复思考了一下，我看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一些老先生，还有一些小朋友，问题都是一样的，人生根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。因为给我来信的最小的是小学一年级，6岁，写信的最大的是90岁，写了很长的信。我在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下感谢词里讲到了这么几句，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，思考什么？因为中央电视台让我讲《经》讲儒家经典，儒家经典四书五经。四书：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五经：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义》《春秋》。五经的《礼》一分为三，五加二就是七；《春秋》一分为三，七加二是九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提出来，九加二就是十一；又把《孝经》加上十二；又把《尔雅》加上是十三。这是《十三经》，60多万字。给我个人的时间是一讲是32分25秒，怎么讲？我就选一个，选了四书五经里面的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字少，分为《经》和《传》两个部分，《经》205个字，《传》就是解释《经》的，分为十章，多少字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学术家叫朱熹，大儒家，他统计《传》十章是1546个字。我学历史的爱较真，我数了一下，不是1546个字，而是1548个字。这样《经》和《传》加起来，就是205加上朱熹那个1546字一共是1751，再加上我的那两字是1753字。朱熹会错？我就又数，数了五遍，还是我这个数。北京的中华书局有一位先生专门研究这个《大学》书，他说我没数过，后来他说，我数的跟你的一样，跟朱熹的不一样。他说，可能朱熹是圣人，他没有时间数，就交给学生数，数错了吧。

这样子，我就给他说说《大学》吧。我经常看的有这么几本书，其中有一本书就是《大学》，中华书局让我介绍一本书，我就说《大学》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，《大学》开篇第一句话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於至善。”最后的最高的境界在止於至善，什么叫“止於至善”？大学最高的层次是八条，八条就是“格物、致知、诚义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这八条做到就达到人生最高境界。我建议我们有阅读能力的人，不妨看一看什么版本呢？我看中华书局的很薄的一个版本，看起来非常方便，有注音有解释很方便。我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，止於至善，怎么算是最高境界？我学历史的，经常看一些人物传，成千上万的历史人物传。这一次讲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，我又反复思考，历史上很多人，匆匆过客，可以说，成功者少，失败者多，人到了老年以后，总结，如意者少，失意者多。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番宏伟理想，到了60岁以后，到了70，回头一想，往往有遗憾。但是有成功者，那就思考了。历史上那些成功者，当然各有各的原因。有的人家出身好，门第高，他爸爸是翰林院的学士，那他儿子这一代考个进士，大概问题不大。寒门，普通人家，你的孩子想考上一个进士，也有，大概不太好考。这是门第。交游，有个人步步高升，你跟着他，一起升。还有机遇。所以说，成功的人，各有各的原因，但是所有成功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叫做“四合”。就是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己合。同样是，历史上，所有的失败者，所有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者，各有各的原因，有人正在事业发展的时候，病了，不成了，或者有小人绊你一下，不行了。所有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者，各有各的原因，但是有一个共同原因，三个字“四不合”就是天不合、地不合，人不合、己不合。

    今天给我出的题目就是《明经读史，感悟人生》。感悟人生，感悟什么？我说就是感悟这四合和四不合。“经”：儒家经典也好；“史”：历史的经验也好。让我们总结一下：芸芸众生，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历史必然，从而得到的一些感悟。

    我分头说一下这四合、四不合。

先说“天合”。天可以有很多种解释，天意、天地、天道、天帝、天命。我在这里说的是天时。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，什么叫大天时？孟子说，“500年必有王者兴”。这500年是个概括的概念了。就是过了200年、300年，才会有杰出者出现。所以清朝有一个学者说了一句话，叫做“小天时，决利钝；大天时，决兴亡”。我们中国近500年，第一个大天时是“元亡明兴”，朱元墇遇到了；第二个是“明亡清兴”崇祯皇帝遇到一个，努尔哈赤遇到一个，一亡一兴；第三个是“清末民初”。孙中山遇到了一大天时，推翻清朝。同样，民国后期，新中国成立之前，又是一个大天时。我研究的是，明清历史，所以我注意“明亡清兴”的这个天时。大人物出现必有大天时，我说清太祖努尔哈赤遇到一个大天时。努尔哈赤早生100年，明国正是强大的时候，派支兵就把他灭了。晚生100年，李自成到了北京了，占领了北京城，巩固了政权。你努尔哈赤一来，没有你的事了。天时，成大事业者，必有大天时，天时怎么办？天时第一要察天时，观察天时；第二个要顺应天时。北京叫什么？清朝叫“顺天府”南京叫“应天府”努尔哈赤的年号叫天命，皇太极的年号天聪，都叫天。但是他说的天和我说的不一样。我说的是“天合”。

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小学的小朋友，一直到八九十岁的老者都在苍天之下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和天怎么合？天和人经常不合，如果经常合，就没有必要强调天合。为什么天和人经常不合？因为天是在不停地运行。易经说：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体在不断的运行，时间在不断地运行，可以说，每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都在变化。人的认识落后于时间的变化，于是人的认识和天时就发生矛盾。孙中山先生不就说了吗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时务中的时就是天时。

我到深圳，到了那一看，深圳市确实不错，建设的很好，人也满多。我说，工作做得不错，深圳为什么发展这么快，一是天时，没有改革开放的这个天时，你深圳不会发展这么好。

我们自己怎么顺应这个天时，我有时候也经常想这个事，我怎么顺应天时？你比如说，1966年到1976这个十年文革，这是小天时啊。你任何人没有能力改变啊，你只有跟着转。要么就参加保皇派，要么就参加造反派。工厂停产闹革命，机关不上班了闹革命。在这时候，这个天时怎么适应？我主要是举个例子，跟大家讨论。文革我没办法改变，但是但是我可以顺应它，我们可以保皇派也不参加，造反派也不参加，我是逍遥派。1981年搞一个学习叫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当时在历史研究所，让我发言：否定文化大革命。好吧，我积极发言，我说我个人觉得文化大革命很不错。“哗……”很紧张呀，否定文化大革命，居然有人跳出来说文化大革命不错？“你说，文化大革命怎么不错？”我说文化大革命有两点不错：第一，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，我逍遥，我在图书馆弄个小桌，搬个小椅子在那里看书，到下班回家。我十年时间，写一个《努尔哈赤传》的初稿，文化大革命一结束，我就发表了。当时没有经验，十年才出一本书。我说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写两本，搞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我写三本（观众笑）。“你再说文革对你有什么好？”第二点，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串联吗？我学明清史，京杭大运河，北京到杭州大运河。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扬州、苏州。我说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把京杭大运河走了一遍。要是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就考察黄河，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我就考察长江。今天我跟大家补充一点，要是有第四次文化大革命我就考察咱们洛阳的运河（全场掌声）。天时对所有人是公平的，但是作为个别人怎么顺应这个天时，利用这个天时。那就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了。

第二个“地合”。每一个人都在大地之上，无一例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，我可以脱离地上。杨利伟可以上天，我们很尊敬他，但是他也得回到地上。身在某地往往不知地利。我到广州东莞一个村去考察，村长、书记带着我看，我说你这样，你带我看看你村最穷、最困难的那家让我看看。他说这家最穷，我一看，独栋楼，六层。他说，进去参观吧，进去一看，一层，客房、卫生间、厨房。二层；主卧：客厅、卫生间呀，家电齐全；三层，儿子的卧室，什么都有；四层是女儿的卧室；第五层是他父亲的，也装修了；第六层是空的，没用。那个书记挺高兴得，看我们村挺富吧，各个建设都不错，我说，但有一条，你没说，你有这个地利，因为你挨着香港。你要在陕西，在一些不毛之地，喝水都困难，你还盖楼？他说也有道理啊。

我们洛阳就有地利啊，有龙门石窟，有白马寺，有古城遗址，特别是有洛阳牡丹。传说嘛，武则天还看过牡丹。你别的地方就没有啊，这是洛阳的地利。怎么利用地利？身在其地，不明其利，常有的。因为我在北京，好几代人都在北京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对北京不了解，现在改变了，原来的那些胡同，小胡同，耳朵眼胡同，狗尾巴胡同，我都知道在哪儿。但是你在北京未必知道地利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开始学习历史，我想秦代应该是历史吧，写这段历史，比较困难，你考古都在西安啊，你家是在北京啊，后来有一位先生说，你不要写秦朝了，它在西安呀。你写清朝吧，清朝的圆明园、宫殿，很多的东西都在北京，大量的文献都在北京呀。我一想有道理啊，我在北京啊，20多岁了，还不知道北京的地利。后来就决定研究北京吧，研究清史吧。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，阎老师，你怎么不研究秦史了，你以前不是研究秦史吗？如果说我研究清史有一点点成就的话得益于地利。

刚才主持人说我主持了五次国际的研讨会，加拿大的、日本的、美国的等等。如果不在北京，比如说在某个偏僻的县，人家根本不去。在北京就有一个有利的地利。所以我们做事情，要考虑地利。有些人说上学不合理，你们北京分低，我们河南人差不多也要高个一百多分。你这个时候，怎么办呢？你生在河南，怎么办呢？你只能面对现实。对不对？你要考虑这个实际情况，要考虑这个地域问题。

    第三个，就是“人合”。有人说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孟子说的，你怎么说？孟子说，“天时不如地利”强调地利，“地利不如人和”强调人和。他那个和是和睦的和、和平的和。这是对的。我说得那个合是天人合。人和天地之间是有差异，有矛盾，这种情况下怎么合？没有差异、没有矛盾、没有冲突，就不存在合的问题。“人合”大家都知道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孩子们，独生子女，我们要从小教他处理人际关系，想问题、办事情，不要光考虑自己，不要考虑别人。我的一言一行会对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、怎么来调节出来。好多人要提拔他，就是“人合”这一条特别重要。那有的人经常问我，说是“人合”碰到对手。碰到对手时怎么办？你没有权利把他取消了，我看报纸说了，某某局长碰到对手了，就请人把他杀了，这不是办法，这个是违法的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北京做报告，有一个人问我：阎老师，碰到小人怎么办？我说碰到小人，两个字：感谢！会场愣了一会儿，完了全场鼓掌。碰到敌人怎么办？碰到敌人，感谢。要有这个胸怀。

   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，我转述一下。说古代印度有个国王，他派儿子出外打仗去了，儿子把敌人打败了，带着军队回来了，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。他们的王子致祝酒词，感谢词，先感谢老国王怎么英明；感谢朝廷的大臣，怎么同心协力；又感谢他的军官，怎么英勇奋战；再就感谢他的士兵，怎么顽强杀敌；最后感谢他的马夫，怎么辛苦。基本上都说到了，后来他爸爸说：儿子，你还得感谢一个人。你还要感谢你的敌人。因为有了你的敌人，才成全了这次战功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我们套用这个模式来思考：袁崇焕应该感谢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在宁远被打败，使袁崇焕英名流传千古。反过来说，皇太极要感谢袁崇焕，因为他爸在宁远被打败了，同年八月就死了。他不服，又在宁远被袁崇焕打败了。然后他就想为什么，武器不行，所以研制红衣大炮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。还不行，还输给袁崇焕，他就用反间计，把袁崇焕给除掉了。皇太极的谋略，历史作了一个记载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皇太极要感谢袁崇焕。  所以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些朋友，还有上学的求学的一些小朋友，要努力奋斗。碰到对手，碰到小人，甚至碰到敌人，要有一个很宽广的胸怀，以自己的成绩、自己的诚实让事实说话，最后让历史说话。

第四“己合”。有一次沈阳的市委书记请我吃饭，他说：“阎老师，天合、地合、人合这个别人说过，这个己合，是您发明的，我敬您一杯。回到北京后您要申请专利。”当然这个是说笑话。

什么叫“己合”？我说第一要心理平衡，第二要生理平衡，第三要伦理平衡。

先说心理平衡，人经常有烦恼，有苦闷，经常心里不平衡，所以经常自己跟自己不合。事情要看开了，心里不平事，自己定的目标没有达到，一定要面对，定一个目标失败了，再定了一个目标失败了，再定了一个目标又失败了，心理不平衡。学习尤其是这样，成绩没考好，不平衡，升学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，不平衡，考上大学了，不是理想的大学，又不平衡。清华、北大每年都有自杀的，为什么？心理不平衡。前不久我在英国一个大学里做报告，他的老师跟我说，每年新生开学都要做一个心理测试，掌握学生心理，防止学生出现异常，防止他自杀。心理太不平衡了，大概一个人寿命的长短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理因素。所谓心理不平衡，一个是名啊、利啊、地位啊，学生们的分数啊，老师看重不看重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。

我有一次出去开会，山东济南的一个老先生，坐硬座，从济南到了哈尔滨，因为他是山东人，我也是山东人，我们在一起聊天。我说你已经80多岁了，一个牙都没掉，精神很好。有什么经验啊？他说，就是不与人计较。这个人当时在山东省是一个很负责的队长，他说，跟着我过去调工资，国家现在提了1%、5%，他们争，我不争，我心理平衡。干部升级、升官，也是争啊争啊，他说我不争，升就升，不升拉倒。他说跟我竞争最厉害的那几个，争钱、争待遇、争级别那几个，五十八九岁，最大的一个六十二岁就死了。他说，你看看我们同龄啊，我现在都82岁了，比他们多活了20年，工资比他们多多少（观众笑、鼓掌）。我碰到一个朋友，评职称没评上生气，又评一次又生气，最后气坏了，脑溢血。你有什么啊，你顶多晚几年，顶多人家一个正教授，你一个副教授，你要真有学问，你也可以当了，想开点。

所以张仲景写的《伤寒论》，咱们先说序言，我建议大家看看。大意是说，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争名逐利，依附权贵豪门，而忽视根本，忽视真理，结果病倒了，病而不治，一命呜呼，你还争什么了？用北京话来说，“您都到八宝山报到去了，您还有什么？妻子、儿子、票子、车子、房子都没有了，这就是心理不平衡。

    生理不平衡，人生理非常不平衡，所以经常要调整生理。

    第三“伦理”平衡，就是《大学》里的八条：“格物、致知、诚义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”诚义：意念是诚的；正心：心是正的；修身：修养身心；齐家：家庭和睦；治国，平天下。

    “天合”“地合”“人合”“己合”这四合，我讲的时候，就是这四合。去年有一次我在北京做报告，去的都是咱们海外的华人，有成就的，都是在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等的，都是华人。讲完之后，我说我送你们一句话，我说，叫四合。一个女教授她说：“阎教授，你讲的四合我不同意。我在国外多年，经历坎坷，吃尽苦头，我之所以没有倒下，而且在著名大学做主任，我的经验就是一条，就是您刚才说的己合，不然我早就死了，精神崩溃。所以我建议您以后再讲的时候倒过来，不是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己合，而是己合、人合、地合、天和。”“我们做事情先考虑自己（这是美国人的思想方式啊，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式。），我自己的事能作决定，条件好不好；如果条件够了，再考虑人事关系，够了，再考虑地利，够了，再考虑天时，够了就做，否则你就不能做。她说突出强调这个“己合”。

    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在坐的大部分都是家长，我自己也是家长。我也反省自己，对子女的教育，往往小学考高中，高中考一个好的大学，考了大学再考研，考研完了之后，考博，考完博还有可能考博士后等等，这个也重要。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，第一要注意天时，你做事不要脑子一热就去做，还要注意天时够不够，第二个地利，地利够不够，洛阳要考虑洛阳的条件，郑州考虑郑州的条件，北京考虑北京的条件，中国考虑中国的条件。人：周围的关系如何，己：特别是心里的平衡。我们的学生一到考试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家长带着出去转。从小就要培养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，凡是拿世界冠军的，世界金牌的，无一例外，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。明天比赛了，你今天失眠了一夜，你明天能充分发挥潜能吗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在座的家长，对于子女、儿孙，从刚懂事的时候就教育他，小学就不要说了，要他妥善地处理天、地、人、己这四个方面的关系，健康地成长。不要不考虑条件，人家能考第一，我怎么不能考第一呢？你要考虑你的条件，第一不是人人能做的，你适合考第二，考第二就不错了，你适合考第三的，第三就不错了。我亲眼见了一个学生，考上大学，最后考上了国外的洋博士，最后精神崩溃。我们经常看到某某某英年早逝，英年早逝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你自己怎么没有天合、地合、人合，己合。北京清华大学，一个副教授，40多岁，一个讲师30多岁，死了。报纸上就报道清华大学领导对教授关心不够，伙食不够好，住宿不好，工作又累。我看了那个报纸之后，不以为然。你的四合，你自己不处理，你怎么能都交到领导身上，清华好几万人，领导顾得过来吗？说伙食不够好，我相信清华大学的伙食可以，肯定比我们当年的伙食好；住40个平米，困难。过去住多少平米？工作过累，能有多累，一天不过24个小时吗？就是一条：没有处理好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己合，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心理平衡，生理平衡，伦理平衡。30岁、40岁了，能考上清华，又在清华教书，当然是杰出了。但是你没有做到四合，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也给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。这样的人容易吗，你突然就死了。所以我学历史的，结合历史人物，结合儒家的经典著作，我就思考、感悟这四合。

    我今天到洛阳来很高兴，我愿意把这“四合”送给大家，愿意大家都做到“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己合”，把这四合跟大家共勉。好，谢谢大家！

（全场热烈掌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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